记促进湖大经济学教育发展的几位先驱

湖南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溯源于创设于1903年的湖南高等学堂理财学课程及创设于1905年的法政学堂政治经济科。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定名后，以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学系为基础，设立政治、经济系，隶属法科。1937年改归国立时，复分设政治与经济两个系。到1951年，经济学系全系四班共有学生182人，教授、讲师、助教共十人，外系在本系开课的教师尚不计算在内，成为全校最大、国内颇有影响的一个系。回顾湖大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离不开众多前贤艰苦卓绝的贡献，兹所列举的仅仅为几位有代表性的先驱。

1、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胡庶华先生

曾三任湖大校长的胡庶华先生是著名的冶金专家，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他十分关注如何通过工程和经济管理教育方面培植抵抗倭寇军事与经济侵略的人才，因此，他很重视经济学科的建设，广聘自欧美名校留学归来的学者任教，如陈朴、向绍轩、李寿雍、武堉干、张浑等，均为当时经济学界的俊彦之士。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胡校长还大胆聘请进步经济学者李达、朱剑农、萧杰五、罗章龙等来校任教，使湖大在当时的国统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师阵容。胡校长先后撰写了《国防与工业》、《株洲钢铁厂初步计划书》、《中国战时资源问题》等著述，在他的影响下，湖大师生积极开展关注国计民生的研究。根据1948年的统计资料，湖大学者的经济学著述淹博精深，非他校所可媲美，如任凯南之《西洋经济史》，周德伟之《金融平衡论》、《信用政策》，王传曾之《货币理论》，潘源来之《经济学说评论》、《国际经济政策》、《经济学原理》，罗仲言之《中国经济史》，曹廷藩之《世界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著作甚多，不及备述。

图1：胡庶华先生

创办于1923年的中国经济学社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术团体，成员众多，精英荟萃。学社成立后召开的年会早期在北京，后多在江浙地区，从未在内地举行。1934年8月26日，经湖大和湖南省政府的积极争取，学社第11届年会在湖大召开。胡校长亲自出任筹备委员和招待委员会主任，他在开幕式致欢迎辞时指出：“中国近现代的天灾人祸，致使经济陷于死寂状态，中山先生强调‘民生为社会进化之重心’，如何使民生发展，与会诸君负有重任。”马寅初、甘乃光、梁寒操、潘序伦、唐庆增、邵元冲等知名经济学家聚首岳麓，畅论学术，成为当年一大盛事。时任湖大商学系主任的吴德培教授在会上发表了三篇论文,是提交论文最多的一位。会后，在湖大成立了中国经济学社长沙分社，胡校长任社长。从此，湖大的经济学研究日益进步。

图2：1934年中国经济学社第11届年会代表合影

会议期间，学社社长马寅初教授每天拂晓在湖大操坪跑步，颇引学子注目。时湖大学生创办了一个小刊物——《星期报》，刊载了一些研究社会问题的文章，如针对谷贱伤农、填湖筑垸等问题发表意见。这个小刊物居然引起了马先生的注意。他对与会的复旦大学商学院余楠秋院长说：“岳麓书院历来是道南正脉，今日学生中居然有人大谈社会经济问题，真是空谷足音。”听到这个消息，学生非常振奋，在马老晨跑时采访了他。马先生热情鼓励湖大学生：“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青年人应该关心社会、研究社会、熟悉社会，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人云亦云。”他欣然为报纸题额，并书“自强不息”横幅赠给学生。大师与学子交往的这一段往事，成为千年学府的一段佳话。

图3：蒋介石致胡庶华函，赞许他“整理麓山学府，嘉惠乡邦”

2、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周德伟先生

民国时期的湖大，工科强在土木、矿冶和电机，文科则强在中文和经济，而当年经济系的主任，则是赫赫有名的周德伟先生。钱基博先生尝以“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为近代湖南学风之特征，周先生无疑是这种学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融贯进了中华文化道统；作为现代儒生，他接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他在六十岁时撰写的对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为他一生写照，更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广泛共鸣。

周德伟（1902－1986），字子若，晚号尊德性斋主人，湖南长沙人。周氏为书香世家，其曾祖母为康熙时岳麓书院山长李文炤之妹，文炤又为周氏所出。周先生早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胡适先生，后转经济系。毕业后在国民政府铁道部任秘书。1932年，他去欧洲留学，先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投入经济系主任罗宾斯教授门下。此时，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正在此任教，周先生参加了哈耶克主持的经济学讨论班，仔细研读哈耶克的经济学论述。两年后，周先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哈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

图4：周德伟先生

1937年夏，抗战军兴，公费停发，周先生递交论文后匆匆回国。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应皮宗石校长之邀，到湖大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并与时任文法学院院长的李寿雍创办了《中国之路》半月刊，阐扬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成为当时一份颇具影响的学术性政论刊物。他的学说得到湖大学生们的支持，在他的影响下，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氛围中，湖大文法学院的学生显得特立独行。1944年，他移席中央大学。1946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长，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在海关事务中的特权和影响，恢复中国主权。1949年去台湾，任外汇贸易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推动外汇贸易改革，引导台湾顺利融入世界经济，建立市场经济架构，为台湾经济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赴台后，周先生还兼任台湾大学教授。1969年退休，1975年赴美定居。虽然晚年常为疾病所折磨，但他仍在夫人辛勤的扶持下，翻译完成了哈耶克八十万字的巨著《自由宪章》，并撰写了许多将西方自由哲学、法治思想、功效哲学与中国儒学作深度对话与讨论的文章。

周先生一生秉持自由主义立场，在台湾官场并不得意，也时常受到特务监视。他在台湾的寓所紫藤庐，是当年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聚会的大本营，殷海光、徐道邻、李敖是这里的常客。他的儿子周渝曾回忆父亲在紫藤庐的客厅里或饭桌上用热情洋溢的湖南口音面对前来探访的朋友、教授或大学生们纵论国家大事、历史教训或是艰深的学术哲理，并经常开口大骂蒋介石（在湖南口音中听起来像是‘蒋该死’！），或者痛责当时政坛中的某些官僚。现在，紫藤庐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处市定古迹和一处极具历史意义的文化地标。

周先生嫉恶如仇，对青年学生却倍加爱护。湖南省当局某次“清共”，逮捕了不少湖大的左派学生。已兼任国民参政员的周先生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出面保释这些素不相识的学生。主管当局对他说，这些都是共产党！周先生却对他们说：“这些都是年轻无知的孩子啊，那里是什么共产党！”由此可看出周先生秉持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爱护年轻人的宽宏胸怀。他家中悬挂的字画经常更换，但有一幅字绝不换下，那是他请吴稚晖先生书写的中庸名句：“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他的道德学问赢得了学界同仁的尊敬。1944年，湖大校内有人不慊于他，设计倾陷。中文系教授杨树达先生首发其谋，且攘袂而起曰：“周君国之珍宝，若遭陷害，余必与之共死生。”以名学人而为侠烈之行，益为时人所推重。

图5：晚年周德伟先生

周先生十分眷恋在湖大任教的那一段经历，不仅因为那是他开始以在外国锻炼成功的思想系统来教授学生的开端，也是他写出返国初期最精悍最有光辉的文章的时期。后来，台湾组织编撰《中国大学志》，周先生撰写了《国立湖南大学志》一文，系统介绍了湖南大学从岳麓书院、时务学堂衍绪而来的历史，他动情的写道：“人称大学历史悠久者，动曰牛津，曰剑桥。牛津可征之史实，当自西历1133年巴黎神学家卜伦来牛津讲学始，再历一百年方由宗教及神学扩及于文哲各科；剑桥则自十三世纪方具大学雏形。迄1800年，西方各大学入学资格仍低，凡略谙本国文史者即可入学，经济学鼻祖亚丹斯蜜以1737年入格拉斯哥大学，习道德哲学，时年仅十四。盖当时大学不过由若干书院（College）组成，尚无现代之分科也。西方人士既竞以中古之书院比附于大学，其大学构成之要素，不过超越宗教及神学之范围进入一般学问之研究而已。以彼例此，则国立湖南大学既由岳麓书院递嬗而来，其校史当起自岳麓书院成立之时无疑，而为世界历史最悠久之大学。”其拳拳爱校之情溢于言表。2011年，周德伟先生的回忆录《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在台湾正式出版，凡二十章，写至任国立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为止，为研究湖大经济学教育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料。

图6：《落笔惊风雨》封面

3．刚毅木讷，名山人师：任凯南先生

说到老湖大的经济系，还有一个名字我们需要记住：任凯南。任凯南（1884-1949），字拱辰，一字戆忱，湖南湘阴人。早年考取拔贡，后复考入湖大前身——湖南高等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深造。留日期间，他加入同盟会，竭力为革命奔走联络。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国，在汉口与皮宗石、周甦生、李剑农等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1913年考取官费东渡日本留学，翌年返国。1915年复考取官费留英生，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1921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回国，此时已经37岁。

1922年，任先生出任湖南商专校长并兼任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锐意革新，颇多建树。并与湖大首任校长雷铸寰等高等学堂校友发起创办大麓中学，大麓之名，即取自岳麓书院名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寓纪念和赓续岳麓书院作育人才之意。1926年，商专与工专、法专合并成立省立湖南大学，任先生任经济学教授，复任教务长。马日事变中，湖大停课。1928年4月，湖大恢复，任先生当选为校长。同年8月，先生受聘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遂于1929年7月辞校长职，转任武大教授。1932年10月，任武大经济系主任，后兼任武大法科研究所经济学科主任。任先生致力与学术研究，专精经济史和西洋经济思想史，融汇中西，成一家之言，时经济学界有“南任北马(马寅初)”之目。

1937年7月，湖大改归国立，任先生应皮宗石校长之邀重回湖大任教务长兼经济系教授，并曾一度暂代校长，同时兼任大麓中学董事长。抗战爆发后，湖大迁往辰溪，先生主持迁校事宜。迁校之初，湘西土匪虎视眈眈，校方不得不与各种地方势力周旋，并雇用一排士兵充当校警。任先生则坐镇学生宿舍区，以策人事与设备的安全。由于任先生等不辞辛劳，使湖大未半载即复课，荒山变成大学城。1940年，已迁校至安化蓝田的大麓中学发生风潮，时任校长黄衍钧辞职，先生赶到蓝田，以董事长兼任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大与大麓均迁返长沙，先生遂辞去大麓校长职务，仍回湖大任教，所领的薪俸大半用于大麓中学的重建。1949年6月，胡庶华校长去职，国民政府属意任先生继长湖大，他因国事纷纭，坚辞不就。7月16日，先生因积劳猝逝，归葬岳麓山。

1926-1951年湖南大学历任经济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