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日，是湖南大学校庆纪念日，也是我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李达同志诞辰纪念日。

李达的一生，与湖南大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将近半个世纪中，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湖大战斗和工作的。在这里，他撰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优秀著作，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湖大首任校长，为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湖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湖大的三次结缘

李达担任湖大校长之前，曾先后三次与湖南大学结缘。

1912年，他考入湖大前身之一的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因家庭经济拮据，只读了两个月后，就转入湖大另一前身、在岳麓书院旧址办学的湖南高师理科。两次求学经历，是李达第一次与湖大结缘，可惜他读书的时间不长，现存的资料中很难找到他当年的经历记载。

(图1：青年时期的李达)

1923年11月，李达应湖南法专校长李希贤的邀请，出任学监兼教授，讲授社会学，内容包括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他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但已是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了，许多进步青年慕名前往听讲，有的则是党组织专门送去听他讲马列主义理论。1925年经夏明翰介绍去听讲的工专学生吕振羽后来回忆，李达讲课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深入浅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得十分透辟，他听了非常兴奋。1926年2月，法专与工专、商专合并成立湖南大学后，李达转任湖大法科教授兼学监。他每次讲课都密切联系革命斗争，并事先印发精心编写的讲义，他巧妙地把唯物史观改称为社会学。一次，李希贤问他：“我看过你的讲义，这不是我们在日本学的社会学啊!”李达说：“你讲的是老社会学，我讲的却是新社会学”。1926年6月，这部讲义由湖南现代丛书社正式出版，定名为《现代社会学》，是李达在大革命时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科学结晶，也是湖大定名后教师最早出版的学术专著之一。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李达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总教官。1927年3月，他返湘任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教育长。4月，湖南省政府下令将湖大改名为湖南工科大学，仅留理、工两科，李达任主任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奔走南北，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理论研究、著述、翻译和宣传工作。李达在法专和湖大法科任教及出任湖南工科大学主任委员的经历，可说是第二次与湖大结缘。

1947年2月，李达经湖南地下党组织协助和友人李祖荫介绍，再次回到湖大法学院任教，第三次与湖大结缘。他虽然受聘为教授，却受到种种限制：不准参加政治活动，不准发表公开演讲，不准在家里接待学生。此外，还不准他讲授所熟悉的社会学，而强令讲授他并不熟悉的法理学。李达认为，法理学中同样可以讲授马克思主义，为了教好这门课程，他在参考资料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学生有了疑问，他一丝不苟，耐心解答，他常对学生说：“我要用自己的笔来弥补我讲课时的不足”。他阅读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国内外资料，根据唯物史观加以深入研究和整理，于1947年写成《法理学大纲》，由湖大出版，作为法律系的必读教材。《法理学大纲》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法律问题的优秀著作，是李达对我国法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李达重返湖大时，正处在解放的前夜，他的到来受到进步师生的欢迎。《湖大学生旬刊》一则报道说，因为李达的到来，“同学们的心掀起了无穷的浪花”，希望李达“带给他们宝贵的知识作为开发知识宝库的钥匙”。李达在湖大执教两年，不仅利用讲台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国民党特务机关已把他列入黑名单的第一名，作为随时可以逮捕的对象，地下党组织进步学生全力保护他，晚上还站岗放哨，使他得以安全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1948年，全国解放在即，毛泽东致函李达：“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在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邀请李达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1949年5月，李达由湖大法律系助教陈力新，外文系学生、地下党员李梅彬的护送，秘密离开长沙、途经香港到达北京。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决定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成为新中国最早任命的一位大学校长。李达于1950年2月17日正式回校任职，开始了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生涯。

(图3：任湖南大学校长时的李达)

重返湖大，李达感到由衷高兴，更感到责任重大：湖南是很多革命家的故乡，湖大必须成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基地。他建议把第一师范并入湖大，成立师范部，并将校名改为“毛泽东思想大学”。但由于毛泽东本人不赞成，建议未被采纳，但他仍然在湖大成立了师范专修科。此时的湖大，先后并入了民国大学、克强学院、国立师范学院和省立音专，设置有理、工、文、法、商、农、教育7院25系，学生有2000多人，是当时中南地区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这些都为建设好新湖大奠定了基础。他满怀信心地提出：“办好人民湖大，办好毛泽东故乡的大学，这是我们最光荣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到校后不久，便明确提出了“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的新湖大”的口号，号召全体师生员工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办好人民湖大，为新中国造就各种建设人才而共同奋斗。他的办学思想明确而坚定，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 李达认为这是湖大教学的根本方针。湖大要依据这一根本方针，“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才能使所造就的人才适合于新国家的需要。

实行“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学习，使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紧密结合。李达认为，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但“必须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要把爱国主义的思想贯彻到每一门课程中去”。各门学科的教学都力求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

明确教学目的，改造教学方法。李达主张，首先要做到自学、集体学习与教师讲授相结合，并以自学为主。其次要走群众路线，在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原则下，互相帮助进步。第三，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师教课要从实际出发，先要了解社会的需要，了解学生的实际要求及思想情况;学生无论自学或讨论，不要仅仅满足于理论的了解，必须随时随地同自己的思想行为和中国实况及世界形势结合起来。第四，要加强教师与学生及教师间的相互联系，改变教学脱节、教师各自为政的现象。

提倡学术研究。李达认为，提高学术水平对于办好湖大至关重要，他号召“把提倡新学术的风气作为校风”，提出创办社会科学、自然和工程科学研究所，出版学术刊物，要求各院系与各科学研究机构尽量争取与厂矿企业进行科学技术合作，开展专题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高教学与学术水平。

(图4：李达1953年元旦为《人民湖大》校报题词)

李达紧紧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重要环节，配合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湖大成立了以李达为首的政治课委员会、政治时事学习委员会、党史学习委员会，他亲自动员，带头讲课，在全校师生中形成一种良好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风气，有力地促进了湖大的改革和院系机构的调整。李达还配合党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全校师生参加抗美援朝、土改和三反五反等各项运动，师生员工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湖大面目为之一新。

与此同时，李达还以极力推进教学改革。1950年上学期，他领导成立了教学研究部、院、系教学委员会，研究制定教学计划，研究改进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检查教学进度，纠正教学上发生的偏差，集中掌握全校各院系的教学情况。为了教学计划化、学习组织化和实施教学检查，对某些课程作了必要的精简，使各门课程和各系的培养目标密切配合，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1950年下学期，他又组织对课程作了进一步精简，并成立了各课程的教研组，把教师组织起来，运用集体力量改进教学和研究。经过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新的教育秩序。

(图5：1951年，李达在大操场给学生做报告)

李达在繁重的校务和社会工作中，仍孜孜不倦地从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和宣传。1950年底，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立即向全校师生宣讲这篇著作，并利用夜晚和清晨时间写作，在短短几个月内，先后发表《<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等重要文章，又撰写了《<实践论>解说》一书，于1951年出版。1952年4月，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发表，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向湖大师生进行宣讲，发表了《〈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等论文，并撰写了《<矛盾论>解说》一书，于1953年出版。《〈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部著作，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与指导下写成的。他在写作过程中为了解说得更准确，每写完一部分，就寄给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认真阅读，亲笔修改并回信，给予高度的赞扬。李达在湖大撰写的两本《解说》及有关论文，是五十年代我国哲学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成果，也显示了当时湖大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所处的先锋地位。

回顾解放后在湖大三年的工作，李达在1956年3月10日撰写的《自传》中写到：“1950年2月，我在湖南大学担任校长。湖南大学在解放以后，并入了民国大学、克强学院、南岳国立师范学院和美术专门学校，师生的成份十分复杂，我到校以后，首先抓住了思想改造这一环节，对全校进行思想教育，和湖大的党组织配合，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发动全校师生参加土地改革、‘三反’与思想改造大运动等等。同时，又因为主持教务工作和总务工作的人都是一些旧人，我不能不兼管教务和总务方面的工作。在湖大期间，我几乎‘事必躬亲’，因此，我暴露了许多缺点，最主要的缺点是：性情急躁，希望在很短的期间把学校办好;还有，对群众的联系很差。这两个主要的缺点，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我对全校作出了检讨。”

治校二三事

其一，请毛主席题写校名。李达为湖大留下的最宝贵的有形资产，应该要算他请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湖南大学”校名了。全国内许多高校校名都用的是毛体字，但大多都是从主席的手迹中拼装组合而成，只有湖大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享有主席亲笔题写校名的殊荣。关于这段史实，当时的亲历者李传秾校友曾回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湖大的第一届学生会主席，他曾大胆地向李达校长提议将湖南大学改名为毛泽东大学，并以国立湖南大学学生会的名义将建议写入一封未封口的信里。李达在一次与毛主席吃饭时将这封信交给了主席。毛主席看了后，笑着说：“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得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那能给湖南大学题个校名吗?”李达问。主席爽快地答应了。1950年8月20日，毛主席致函李达，题写了三个校名供湖大选择。1951年1月1日，学校在岳麓书院正门举行了隆重的校匾升悬典礼。多年来，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校匾伴随着湖大走过了风雨征途，见证了千年学府弦歌不绝的办学历史，至今，这一校匾仍然悬挂于校办公楼正门，熠熠生辉，成为湖大校园一处文化地标。

(图6：毛泽东主席应李达之请题写湖南大学校名)

其二，重修爱晚亭。爱晚亭由岳麓书院山长罗典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兴建。每年清秋时节，一亭翼然，红叶漫山，别饶佳致。毛泽东求学长沙时，经常与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等友人到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后因年久失修，梁柱欹斜，行将倾圮，周遭杂草丛生，除由湖大学习斋旁一小径可至外，别无正式游路。为了方便群众瞻仰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纪念地，李达向湖南省政府建议重修爱晚亭。省政府同意拨款一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约一万元)，委托湖大负责重修，由蔺传新教授设计，魏永煇教授领导施工。为了美化爱晚亭周边环境，学校将原建于亭畔的教工宿舍拆除，另建房屋安置，并从和平斋前修一公路直达爱晚亭，又将爱晚亭的溪水按地势修建三座水塘，塘水清澈，与名亭相映照，且以水管引至校内，为当时数千师生的饮用水。省政府所拨付的维修款难以完成此综合工程，不敷之数悉由湖大支付。1952年9月17日，爱晚亭整修完毕，毛泽东应李达之请，欣然题写了“爱晚亭”匾额。李达在当年国庆日亦做《爱晚亭重修记》一文，并题写了亭畔的“枫林桥”和“清风泉”二匾。

(图7：毛主席应李达之请题写爱晚亭匾额)

其三，提高教师待遇，扩建校舍。李达即将到任时，就开始为提高湖大的教师待遇、扩建校舍积极奔走。他写信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副主席袁任远要求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房荒问题，二是教授待遇问题。经过几次调整，湖大教授的待遇基本达到武大的标准。湖南省委、省政府也拨款给湖大兴建了一批校舍。工程馆左翼的教室、可容800人的图书阅览室、学生宿舍六舍、七舍以及印刷厂等工程陆续竣工，大操坪亦于1951年兴工。李达还商请省政府拨款兴建可容纳2000人的大礼堂。李达对礼堂建设十分关注，连座位的宽窄也亲自试坐，务求容量最大。礼堂于1952年落成，是柳士英教授建筑设计的经典之作，成为湖大校园又一处标志性建筑。在李达任校长的三年中，湖大新建房舍3万多平方米，比解放前翻了一番。

图8：李达校长签发的湖南大学毕业证书(1951届外语系罗逸清)

(图9：1952年1月，刘少奇同志来湖南大学视察，与李达校长合影)

情怀岳麓，心系潇湘

李达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使湖大无论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初步走上了轨道，面貌焕然一新。1952年，中央开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次会议任命李达为武汉大学校长，中南教育部决定撤销湖南大学，成立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和湖南师范学院。1953年2月，李达离任，经高教部批准，由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朱凡兼任湖南大学校长，负责长沙地区高校调整任务。到武汉大学以后，李达仍然十分关心湖南大学。1956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决定恢复湖南大学，并决定首先在中南土建学院基础上成立湖南工学院，再以湖南工学院为基础逐步恢复湖南大学。同年3月，李达专程来到湖南，与湖大校领导、教授以及湖南省委领导多次座谈，对如何办好湖大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 1958年6月12日，湖南省人民委员会第27次会议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图10：李达离开湖南大学时，全体同学赠送的锦旗)

朱凡校长的日记记载，当年对湖大恢复工作支持最大的有三个人：北京大学的陆平书记、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和武汉大学李达校长。1958年6月11日，朱凡专程到武大找李达，谈及恢复湖大困难最大的是缺教师，请求武大支援，一是分配应届优秀毕业生给湖大，二是动员老湖大的教师回湘任教，李达表示积极支持。1959年夏，朱凡再次到武大找李达，谈及一些系所缺乏骨干教师和学术带头人，请求武大动员一些骨干教师到湖大任教，李达当即答应。经过多次做工作，陆续物色了十余人到湖大工作，成为教学的一支主力军。李达深情地对朱凡说：“我是要回湖南，回岳麓山的，你能把湖大恢复起来，我把图书给你。”结果武大支援湖大最多，除了教师外加许多图书。朱凡也向李达保证：“我有毛主席(题写的)这个匾，一定要把湖大办好。条件再差，困难再多，也要把湖大办起来!” 回顾李达校长在湖南大学的经历，他的治校功绩巨大，学术成就辉煌，在湖大校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湖大的光荣与骄傲，他的风范长存于麓山湘水之间。

[责编:朱玉文]

[来源:湖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