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时的黄士衡

黄士衡先生(1889—1978)是民国时期湖南省杰出的教育家，他对湖南省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平民教育等作出过巨大贡献，晚年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曾载入1999年出版的《长沙名人》画册。

苦难的青少年时代

黄士衡，字剑平、辈名体楷，湖南省郴县永丰乡长冲村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幼承庭训，其叔祖父纯垓是清朝最末一届中选的青年进士之一，其父如瑚为前清秀才，以教私塾为生，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其兄体桂接受新思潮较早，清末毕业于岳麓书院高等学堂，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由于家境清贫，端赖其母勤俭持家、含辛茹苦，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国家动荡不宁、多难之秋(甲午战败、满清覆灭和家庭变故，生活十分艰苦，但在良好的“家风家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巨大的磨难没有将他压垮，反而激发和锻炼出奋发有为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以及贫贱不移的意志。

在大家族的丰富藏书中，除经史子集外，他还广泛涉猎《饮冰室文集》、《曾国藩家书》、《朱子家训》、《孙子兵法》和《船山遗书》等，在做人、治学与学术思想乃至生活作风等各个方面都有所遵循和效仿。对其一生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富于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精神的王夫之(船山先生)，他非常赞赏”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 得行之效也。”(见《尚书引义》)由此认识到知行相互为用，但以行为根本。反映到他的一生行事，都重在身体力行、实事求事。无巧不成书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还曾一度出任过衡阳私立船山中校长，此是后话。

出国留学前，在其兄的资助下，他曾先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现长沙市一中)和广益中学(现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学预科。

身在国外心系祖国

1913年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埃阿瓦(Iowa)大学文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硕士学位，留学期间，他不局限于仅仅获取知识，而是尽量扩视野、广交游，用历史的眼光来对比审视弱国和强国的差距，当时就已充分认识到必须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以作为立国强国之本。此时他已有条件融中西学于一体来仔细地观察人家是如何做人，治学和处世的，从善如流地吸取人家的长处，既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借鉴，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引以为戒，凡此等等都是从书本上学到的。从而为归国以后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留美后期，他曾在校友胡适先生任总编的《留美学生季报》1918年第1期上发表“论中国内乱频仍之主因”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罪行，严厉谴责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随后又在该列1918年第4期和1919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中国人患问题之解决”一文，据考证这是中国学术界最早讨论人口问题的文献。1920年夏归国后，8月又曾应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李振翩、张维等人均曾在其中担任过领导职务)的邀请，作了较为通俗的“人口问题”报告(报告原文于民国九年8月31日 和9月1日湖南《大公报》连载)。

哥大毕业后，1919年被聘为纽约《民气报》主笔，仍一如既往大力提倡民族气节，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巴黎和会与其后各种条约、协定对我国的侵犯和掠夺，并曾撰写过一些颇具有影响的檄文，请如“斥责美国袒护日本侵略我国胶州”、“反对‘兰辛石井协定’”和“斥责陆荣廷卖国求荣”等等。

参加创建湖南大学

1920年归国后，历任四川成都高等学校教授兼文史系主任、上海南方大学教授和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教授与校长。1925年11月和1926年1月，在湖南省商专、法专、工专三校合并基础上先后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和湖南大学行政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八筹委之一和十位行政委员之一，因此，他是湖南大学的直接创建者之一，他作为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的末任校长(1924~1926)，将该校完整地带入湖南大学。1926年湖南大学正式成立后共设有法、商理、工四科，他仍担任教授兼任商科学长。

由于留美期间广泛涉猎各个学科的知识，并积极参预校内外各项活动(包括政治上的和公益性的)，交游面很广。在留学归国的同辈中，表现出有较突出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因此，即使是在无任何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也被推到了教育行政的领导岗位上，这也可以说得上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之举。

1927年7月由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他第一次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由于当时大革命失败，学校停课，为了妥善解决教职工的生计问题，他想方设法特准并支持各级中学开办补习学校。任职半年，即迫于仕途险恶、难以为继而愤然辞职。在湖南教育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1929年2月于危难之时再度请他出任省教育厅厅长，任职期间对湖南省的教育工作进行了全方法、大刀括斧的改革，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

1934年长沙《大公报》刊下载周调阳(原湖南省教育厅督学)的三十年来之湖南教育行政一文中指出：“他(黄士衡厅长)在职三年，对于全省教育多所改进，如充实湖南大学，整理职业教育，恢复中山图书馆，筹设各县民众图书馆，制订考选留学生办法，召集省立学校校长会议，举行全省教育行政会议，建筑公共体育场，筹开全省教育成绩展览会等，俱其荦荦大者。至于财政绝对公开，用人一采人才主义，则尤令教育界不胜回溯之感。"

以下就其中几条加以说明，以见一斑：

“充实湖南大学”，主要指加强学校实力和提高其整体水平，这源于1929年7月与8月，国民政府相继公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必须具备3个以上的学院才能称为“大学”，而且要有理、工、农、医之一在内，否则只能称为“学院”。湖南大学于1930年2月即已将原来的“科”改为“院"，下设10个系，在这一点上是完全符合标准的。但在随后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却以湖南大学每月经费仅1万余元为由，拟予降格。当时他以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参加会议，在会上据理力争，指出“湘省向来注重效率，以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业。"(参见1992年11月25日《湖南大学》校刊第4版刊载李达聪“改校为院的风波”一文，终于否决了教育部的提议，使湖南大学能够名正言顺地跻身于全国大学之列，得以蓬勃发展壮大，这是他深谙科学管理中“效率”原则所取得的胜利，同时也确保了湖南教育界30年艰苦奋斗历经法、商、实业、优师、高等学堂等诸校长期而汇聚的这一总成果。

“制订考选留学生办法”，1929年他接任教育厅长伊始，就坚持制订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考选留学生的办法，使可造之才得以脱颖而出，严格地整肃了教风、学风和教育行政纪律。正是这一年，德国给予湖南省2名研究生奖学金名额，经过严格考选出来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的两位中学教师何风山(1901—1997)和李达(1905—1998)，两人均成大器，为华人争得了很高的国际荣誉。何风山在担任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1938—1940)，曾冒险为数千犹太人签发赴中国的签证，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一义举被湮没几十年，何逝世后才被美国历史学家考证出来，2001年初，以色列政府追授他“国际义人”称号，被世界各大媒体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李达长期在国外大学任教，上世纪60年代曾任美国宇航总局(NASA)科研部主任，参与过阿波罗登月计划研究，解决了航天器中液体燃料等在失重状态下的流动问题以及其它重大难题。

“用人一采人才主义”，此举深得人心，一方面制止了任人惟亲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又极大地调动了真才为国家民族作贡献的积极性。在他第二次就任教育厅长期间，正值军人主政之时，他惟恐学校教育大权受军人操纵，1930年在聘任省立第二女子中学校长的人选上，曾礼贤下士、三顾茅庐，敦请湖南省著名女教育家曾宝荪女士(长沙艺芳女校创办人，曾国藩的曾孙女)出长该校。《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第191页上提到：“……黄士衡教育厅长亲自来请我说：‘军人荐信已有许多，教厅用人行政若不能自主，那湖南教育也就完了，务必请先生帮忙，保全教厅用人之权，只要我提出先生的名字，别人就没话说。’我看黄厅长如是恳切的说，只好答应了。”1931年曾宝荪任职一年期满辞去二中校长以后，黄士衡先生了解到毕业于北师大的吴剑，在入大学之前已有13年的小学教龄，大学毕业后回湘又在二中任实习主任多年，家庭世代书香，教学工作认真负责，当即决定推荐她继任二中校长。吴剑后来在“马日事变后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一文(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中回忆说：“黄士衡厅长不希望校长们常来亲近他自己，只希望他们专心专意办好学校。他不向校长们介绍教职员，连厅内秘书科长，乃至科员、办事员等，都承受了他的意旨，从未有过介绍人的事;他对于他所提出来的校长，始终是关心的，无论他在不在教育厅长任内。例如1932年春季，学期还没有开始，我正在组织二中教职员时，他却亲自来到学校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又将把曾校长任内去职的那个国文教员聘进来，而且将把一个年高德劭众所推崇的李肖聃解除职务。我认为这个对你办学前途不利，特专程来告诉你。’我说：‘您放心，我并没有打算这样做，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诬蔑的。谢谢您的关怀。’这时他已没有在教育厅了，犹能对我关怀备至，我对他是很感激的。”

他在旧社会官场中，始终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冷峻目光透析人生，傲视权贵，不唯上，一直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节，淡泊明志。1929年冬，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他为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而他却三次电辞，坚不就职。后来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再三函催上任，他仍坚持不去。正因如此，他被排挤出仕途，他也常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他忠于职守、坚持原则，问心无愧，刚正不阿，在当时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但却因为在力争教育独立和任人才等问题上不容于当道，第二次当了三年教育厅长以后，终于“合则留，不合则去，”愤而辞职仍回湖大任教。

高度重视基础教育

他对全民素质和基础教育也极为关注。对湖南省著名平民教育周方(字静庵)先生(1892—1979)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自始至终给以不遗余力的支持、关怀和参与(1931年他和周都是湖南私立枫林中学的创办人)，这种开启民智的积极之举，曾受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全国平民教育之冠。周方先生认为“大事易事，为人所争;小事难事，为人所忽!让其大者易者，而为其小者难者，自然‘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而你的精力，能尽用之于‘对事’，而不要浪耗于‘对人’了!”。黄老于1949年12月10日所撰“实验三化教育的枫林学校过去和将来”一文中指出：“而予最有感於其‘寻难事做之主张，及百折不回，经千艰万困，而不心灰意冷，此非具有大智慧、大定力者不能。”(见1993年10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编《平民教育家周方先生百周年诞辰纪念集》p.151)

由于他早年就已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所以虽长期在大学任教，从出任省教育厅长开始，就一直非常重视湖南省的中等教育，对各公立和私立中学的成立和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一视同仁的关怀和扶持。1937年“七七”事变后，是年年底，他携眷离开长沙回湘南老家避难，1940年~1942年曾欣然受聘为衡阳私立船山中学校长，在处理校务之暇，结合多年来自身的经历和学养，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钻研王夫之的学说和著述，曾撰写了大量读书札记和心得体会，遗憾的是，他这些耗费很大心血留下的宝贵史料，都在当时的兵荒马乱年代和尔后的“文革”浩劫中全部被毁。为了发展家乡郴县的中等教育，1942年还曾大力支持私立适存中学上马，受聘为该校董事长，开办伊始时只有初中班，1947年增设高中班，该校鼎盛时期，学生人数近1000人，教师约90人。通过抗战期间对湘南地区的考察，他认为当时湖南省的普通中学为数已不少，唯独农校缺乏，仅长沙市有“修业”高农和“开物”初农两所，湘南半壁尚无一所农校，这与我国素称“以农立国”的本旨极不相称，他认为要想强国，必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此必先致力于农业教育。在他的倡议下，经湖南省政府备案，于1949年1月在郴县良田镇正式成立湖南省私立益湘农业职业学校。

功成不居让贤辞职

1936年初他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是年夏成立了“湖南大学毕业考试委员会”，以作为狠抓学风、严进严出的最后一道关卡，他自任主席、教育厅长以及多位老校长在内的校外委员7人，以示该委员会的权威性，此举不仅保证了湖大毕业生的质量，还成为尔后湖大由省立改为国立的教育水平上过得硬的一项重要指标，这可说是他推行科学管理的又一大手笔。由于当时湖南大学师资力量较强，拥有华中和华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实验室仪器设备具有一定的规模，教学质量为“全国省立大学之冠”，已具备改国的基本条件，他接掌校印后，立即召开各级级长会，决定每一学院选举代表4人(院长、系主任以及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3月25日由他主持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同意改国里之要求，28日赴省政府请愿，以造成声势。暑假前又成立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是年年底，敦促省教育厅朱经农厅长作为省政府代表，偕同湖南大学师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途经武汉时，原湖南省商专和湖南大学的教授们任凯南、杨端六和皮宗石等纷纷表态支持，并联名致书教育部长王世杰，以施加影响。在此关键时刻，他主动提出辞职让贤，请省政府聘请皮宗石先生(1887—1967)继任校长，并呈请国民政府简任。这是因为皮宗石与王世杰是留英时的同学，皮所提出的条件是：“湖大必须改为国立，我才出任校长。”一年以后国民政府终于作出决定，1937年7月由教育部正式通知湖南大学改为国立，从而使湖大名至实归，顺利地步入国立大学的行列。他功成不居、高凡亮节，显示出大教育家的人格魅力，令人景仰不已。

晚年岁月

黄老生于战乱年代，在旧中国的险滩恶浪下特立独行、饱经忧患，目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却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建国初期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给他以很大的鼓舞，促使他积极认真参加政治学习，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一直工作到1953年中南区院系调整，湖大惨遭解体厄运，才怀着满腔惆怅、依依惜别之情，离开为之奋斗了近30之久的湖南大学。

之后，他先后被聘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历届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常委等，古稀之年被任命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耄耋之年还经常担任考察团团长去省内外各地考察进行社会调查。

1978年暑期黄老校长以90高龄辞世，湖南省人民政府、省政协和湖南大学等单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先辈们筚路蓝缕创业的基础上茁壮成长起来的湖南大学，发展势头日益迅猛、蒸蒸日上，老校长在九泉之下有知，也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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