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廷藩，河南舞阳人中国著名地理学家。曾任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他从1937年去英国留学正式开始攻研地理科学起，直到1990年1月22日逝世止，为发展中国地理科学事业，特别是经济地理学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接触过不少地理学界的老前辈，他们萌生对地理学的兴趣的契机各不相同。中山大学地理系曹延藩教授对我们说，他研究地理就是从看地图、读地名开始的，地图上的地名，北方叫集，在南方叫圩；北方叫河，在南方叫江；有些地名几经变迁，具有历史层次。他认为地名能反映一个地方的自然、民族、语言，他的这种见解，同今天已经兴起的地名学研究相当吻合。他在大学读书时，读的虽是历史系，但他仍通过研究地名和选修地理课程，掌握了很坚实的地理知识。193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公费去英国留学，开始走上了专门从事地理学研究的道路。

　　学习勤奋 基础扎实

　　曹先生出生于一个劳动人民家庭，青少年时代生长在外侮内乱的旧社会，当时社会很腐败，但他既不愿去攀高官厚禄，也不苟于只求温饱。他在青年时代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去读大学，去留学，争取在科学事业上有所作为。苦于生计，曹先生青年时走的是“读预科→教书→读本科→教书→留学”这样的一条求学之路。在英国留学期间，他珍惜宝贵的时间勤奋学习，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参观了英国几乎所有重要大学的地理系，了解英国地理教育的情况。他还同英国伦敦大学地理系师生一起去法国西北地区考察、实习，并参观了那里几所大学的地理系。1940年7月－1953年6月，回国后在湖南大学晋升为教授，并兼任教务长、经济地理系主任、地理系主任、广东省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兼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曹先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于1956年亲手筹建了广州地理研究所，兼任过该所副所长。为发展中国地理科学事业，特别是为发展经济地理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曹先生很谦逊地说：“很难说自己有多大的贡献。但可以说，自己几十年来努力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力图比较准确地分析中国地理科学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倒是不敢稍有懈怠的。”是的，曹先生青年时兴趣很广泛，除了地理、历史之外，对哲学、数学、经济学、政治学都很感兴趣，所以他的知识基础比较广博。常用历史观点分析地理问题，用地理观点分析历史问题，或用地理和历史相结合的观点去分析中国以至国际的实际问题。解放前，曹先生曾在报刊发表过“论大西北的资源真相问题”的文章，当时并没有全面的国土资源调查资料，也没有条件去西北作实地考察，他只能根据当时所掌握的地理情况和耕地、牧地的统计数字，采用地理和历史相结合的观点去进行论证，最后，得到了很精辟的结论。对于今天开发大西北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现在看来，曹先生论证问题的这种方法是比较科学的，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精心地理教育 奠定教材体系

　　曹先生在湖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曾先后讲授《经济地理》、《世界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这几门课程当时在国内很少有现成教材可以参考，作为青年教师的曹廷藩下决心要编写出自己的教材。他多方搜集材料，认真分析研究，终于编写出《经济地理》、《世界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三部讲义，共约100多万字，提供了较为系统、充实的教材，颇受师生的称赞。

　　解放初期，我国大学地理系开设《经济地理学概论》，这是我国从未开过的一门理论课。怎样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摆脱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影响，这是摆在我国经济地理教育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需要认真进行探索。在同事的推举、支持下，曹先生挑起了这副重担。终于为我国编写出第一部《经济地理学概念》的讲义。这部讲义，既不同于欧美传统的理论与区域描述，又不同于苏联偏重于某些章节的体系。它比较适合于我国的实际需要。同时又以其条理清晰、分析透辟为国内许多学者所称道，曹先生的这部讲义与20多年后的我国大学《经济地理学导论》的教材体系，仍然大体相吻合。

　　攻研理论 颇有建树

　　在我国经济地理学界中，曹先生的理论研究是颇有建树的。50年代初期，苏联学术界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争论也影响到我国地理学界。面对这场争论，曹先生根据马列主义原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研究生产配置的规律性。他提出“生产配置是生产发展的一个方面”的观点，认为把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生产”的配置，决不是意味着经济地理学既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又是研究生产力的科学；经济地理学是利用经济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有关知识，研究生产配置问题的学科。把生产配置作这样的理解，对解决当时两派的争论是一种有意义的观点。

　　1958年，他带领一批同志参加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在广西十万大山地区进行三个多月的综合考察。在此基础上，曹先生撰写了“关于广西十万大山地区土地的合理利用问题”一文，发表在1959年的《地理学报》上。曹先生在1961年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的论文中提出：“生产发展对于生产配置的要求与作用于生产配置的生产发展的条件之间的矛盾(简单说法，即要求与条件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会上通过几种不同观点的讨论，最后大家的认识基本统一了，认为“要求与条件”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矛盾(同时一致认为生产配置是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现象)。曹先生在回忆这一次会议时说，“提出和明确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是关于学科对象问题讨论的进一步深化，为以后其他理论问题，如1962年长春会议关于自然条件评价问题的讨论打下了基础。因而上海会议是我国经济地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

　　曹先生对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是“入了迷”。在十年动乱中，曹先生身心倍受摧残。那时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也被迫停止活动。但曹先生始终关注着学科理论研究这个领域。由于曹先生一直坚持理论研究，所以当1978年在长沙重新召开全国经济地理专业学术会议的时候，71岁高龄的曹先生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关于我国经济地理学当前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的长篇报告，概括总结了我国经济地理学28年来基本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为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拨乱反正带了个头。

　　长沙会议之后，曹先生受全国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委托，撰写了“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专题论文(刊于《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年第1期)。曹先生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我国经济地理学今后的理论研究，应当重视和加强对我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重视对外国学科理论的学习和研究，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做到以中为主，中外结合；既能较正确地认识和说明国内外生产分布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又能较好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的生产布局与实践；它应当是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相结合，综合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和部门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相结合，充分继承有用的传统理论成果和充分反映新的理论研究成果相结合。曹先生又为我国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提出了宝贵的方向性意见。

　　不断探索 奋斗不息

　　在访问过程中，我们不时提出一些问题请教曹先生。但他却十分强调说：“自己总觉得学习很不够。”曹先生是我国地理学界的老前辈，尚有这样强烈的“不知足”和“再学习”的欲望，我们都很受感动。

　　曹先生给我们谈了这样一桩事。十年动乱期间，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专业被迫停办了。1972年在讨论经济地理专业办不办和如何办的问题时，大家的意见是颇不相同的。刚刚恢复工作的曹先生被大家推为组长带领调查组先去雷州半岛地区进行调查，然后又前往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地进行探索性调查。经过调查，得出经济地理专业不仅在经济区划、农业区划、综合考察、区域规划等研究方面有作用，而且还可以在城市规划方面发挥作用的结论。随后就在经济地理专业里办起城市规划进修班，把城市规划列为经济地理专业的一个重要方向。实践证明，经济地理工作者已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曹先生把这次调查看作是开拓性的调查，为经济地理专业开拓了新的领域。曹先生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

　　由于曹先生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60年代初期，科学出版社约请曹先生编写经济地理学专著。曹先生已与一些同志合作着手编写，可是十年动乱被迫中断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曹先生心情舒畅，完成编写《经济地理学原理》一书的任务，将自己辛勤研究的成果贡献给大家。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访问快结束时，我们提出请曹先生给晚辈提点希望。曹先生很有感慨地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的一代已在成长，希望后辈超过前辈。他说，他几十年来努力实践的是这么几条：一是坚持实事求是。这是做人的准则；二是要有比较广博的书本知识和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再加上较高的哲学修养；三是要有客观提供的条件，但主要靠自己的奋斗努力。这些既是曹先生对青年地理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也是他自己几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 　　

刘琦 张乐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