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洪范别名茂海,浙江天台县人,生于1898年12月1日。家庭经济情况贫困。幼年失学。直到15岁时即1913年7月,到杭州之江大学附属中学读书。1917年7月读完中学,进入之江大学本科学习。1918年4月,他学习成绩优异,到菲律宾大学读大学。一开始他学的是林科。学了两年之后,转到商科学习。1922年4月,他读完商科,又在研究部研究,直到1923年11月回国。
1924年1月到8月,他在上海益华公司任会计主任并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商科教师。1932年秋,丁洪范先生到上海商学院任讲师,讲授企业管理,销售管理和商品学等课程。1934年8月,他到南开大学商学院任讲师,讲授会计学、成本会计学、经济学等课程。同时他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国际贸易、生产力平衡等课程的研究。他曾担任天津《大公报·经济周刊》的主编,并在该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丁洪范先生到重庆大学商学院任教授兼任银行会计系主任,后改任银行保险系主任。他在课余还对战时的财政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写出了一些论文,在《财政评论》等杂志上发表。当时重庆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马先生在1940年春夏,在重庆发表了4次演说,演说的内容还吸取了丁先生的观点。马先生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支持战争。但当时是“下等人”(指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出力打仗,中等人(指工薪收入者)出钱,他们的收入因物价上涨而贬值,等于上了税。“上等人”(指经商)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屯积居奇,发国难财。
1941年8月,丁先生到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授,还曾担任过法学院院长。他还是讲授经济学、货币银行学、高级会计学、高级财政学、赋税论。直接税论等课程。在课余还是做研究工作,研究通货膨胀与财政,我国银行业的改造,战后货币制度的整理等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丁先生于1946年8月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并兼任银行会计系主任。除了讲授过去讲过的老课外,还开了新课“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了比较。
1947年8月,他回南开大学以后担任会计、统计系的主任。解放以后,南开大学财经学院新开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有人主张停开原来的经济学课程,丁先生对此提出异义。1950年,在—次辩论会上,他说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二者不可偏废。前者偏重政治,后者偏重技术方面。许多应用性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并不去研究。所以他提出来要把政治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结合起来。通过形象化的比喻。叫做“二马结婚”,即把马克思的政冶经济学和马歇尔(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者)的经济学原理(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最后这场辩论会成了对丁先生的政治围攻,说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丁先生在1957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和方法》的文章。他主张在争鸣中要有科学的分析,充分的说服力,不能根据经典作家的一句话作为根据来判明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经典作家所说的话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是真理,教条主义不能解决问题。丁先生的这种观点是与《实践论》的观点一致的,但是在。反右运动中,丁先生被诬告为企图在百家争鸣中取消马克思主义。丁先生坚持自己的信念,被打成反革命。
1973年摘去了丁先生的反革命帽子。在1978年丁先生患病去世前,对丁先生的问题,全部予以平反。1979年1月1日去世,终年80岁。在他的墓碑上按他的遗愿,刻着“经济学家丁洪范之墓”。
丁洪范教授一生做了许多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它的最主要著作是《经济学原理》。丁先生的《经济学原理》与当时流行的经济学原理或概论相比,具有很多的特点和优点。最大的特点是丁先生的书处处结合中国的实际,不像有些著作以介绍外国的理论为主。在他的书中博引旁证,给人以种种启发。例如他在论述人口问题时,非但论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而且论述中国洪亮吉的人口论。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经济问题,他结合生产要素配合的理论来说明中国人力资源很丰富,而其他生产要素又很不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的劳动力将无法完全吸收和利用。加上技术进步,生产领域内将会节省劳动力的利用。这个观点与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中的观点有类似之处。
丁洪范教授一生从事过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发表经济与会计学论文及译文近50篇,独撰及与人合编(译)著作近10部,涉及经济理论、财政赋税、金融等多个领域。
其经济理论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是主张“二马结婚”理论与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针对当时经济学教育的思路,主张把政治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二马结婚”的观点,也就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英国及至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结合起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并非对立,完全可以调和起来,相互补充,不必为了推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而全面否定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先生讲授经济政策课程时,在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指出了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能满足人们各色各样的不同需要,违反经济规律,会导致生产资源的错误配置和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他一直反对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以来,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证明,丁氏主张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结合及市场经济理论,具有科学性与预见性,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57年春,全国上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丁氏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这场政治运动中。针对当时百家争鸣中教条主义现象,在其《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和方法》一文提出,争鸣中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充分的说服力,不能将经典作家的一句话作为根据来判明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20世纪80年代,在中华大地蓬勃兴起的改革开放始于思想解放运动,而这场史无前例思想解放运动发端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华夏子孙的共识之后,才使得强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遗憾的是,丁先生的这一主张在改革开放前30年未能被世人所接受,他也因“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观点的发表,在政治上倍受煎熬。 丁教授不愧为经济学与会计学领域的思想家,总是高屋建瓴的思考与探讨经济学与会计学中一些带有战略性的理论问题,常常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即使在身处逆境,也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与捍卫。今天看来,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上可行的,并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与会计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