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曾就读于长郡第一联合中学。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他是最早的呼应者，被称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从此与毛泽东、蔡和森过从甚密，积极参加爱国青年活动。1917年毕业于长沙一中。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后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德语预科。时值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倾向革新，治学用人，均主张“熏陶中西，兼容并包”，一时北大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苏联十月革命为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新的思潮影响下，迸发了“五四”运动。罗章龙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在火烧赵家楼事情中身先士卒。他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当时，共产国际文献和马列主义原著多以德文为主，更觉其博大精深，有“皓首穷经”之感。于是，他和一些情投意合的青年在1920年初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讨会”。1920年初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讨会。同年李大钊的指点下，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加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书记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0年1月28日，进步团体“辅社”同仁游北京陶然亭时合影。左三王复生，左四为毛泽东，左六为罗章龙，左七为邓中夏。图/FOTOE   图片编辑/陈俊丹

      在此之前，他曾翻译并出版了《康德传》（作者为新康德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同时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的理论。他参加举办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并到南口、唐山等地作路矿工人情况的调查，还主编了宣传工人运动的刊物—  《工人周报》  。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罗章龙任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他兼北方分部主任。其后几年，他频繁奔走于长辛店、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哈尔滨以及陇海沿线与津浦沿线等地。结识了大批路矿工人领袖，比较著名的有：史文彬、王俊、邓培、王荷波、孙方鹏、姚佐唐、康景星、游天洋、苏兆征、伦克忠、唐宏经和王维俭等。其中不少人经他引见加入中国共产党。罗章龙是中国早期劳工运动的领导，参与组织北方地区的工会，先后参加领导了1921年底的陇海铁路大罢工、1922年长辛店八月大罢工和十月开滦五矿大罢工等。1923年在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时，他和铁路工人一道在长辛店与反动军警捕斗中光荣负伤。这次罢工结束后，他一面组织善后救济工作，一面编写并于当年三月出版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该书为中共第一份详尽报道“二七”斗争史实的重要文献。他是中国工运的实力派人物。至中共“六大”不断是地方领导人，曾与陈独秀、毛泽东等共同掌管中共地方的工作。在党的“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历次代表大会上，他均被选为地方委员。但他的次要工作仍是在基层从事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他就努力于筹建全国铁路总工会，出席了1924年在北京秘密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并掌管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这两次会后，罗章龙编写了《1925年的中国铁路工会》、《铁总年鉴》及《革命战士集》几本小册子，真实反映了当年中共领导下的铁路工人英勇斗争的史实。其中《革命战士集》是最早的一部革命英烈传。他曾任铁总宣传部长，在铁总“三大”会后，他当选为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926年秋，北伐军节节成功，攻克武汉后，他奉调至武汉地方分局工作，兼任湖北省委委员、宣传部长和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在此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刊物《群众》的主编工作。马日事故后，革命情势岌岌可危。他曾力主就地反击，但未被主张让步政策的地方所采纳。不久，他被调往长沙，参加湖南省委新领导班子，任工人部长、地方工委部长、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全总党团书记等职。主编过全总机关报《中国工人》《劳动报》《上海时报》《斗争导报》等，并著有《1928—1930年中国职工运动情况》和《工人宝鉴》等书，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工运情况。

      1930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确立了王明的中共地方领导地位。为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权，三十余名中共地方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地方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因此被开除出中共。“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出卖给国民党而遭到捕杀（著名的“上海龙华案”即为一例，其中包括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或被锄奸队杀害。罗章龙辗转逃生后，从1934起，他在河南大学开始了教书生涯，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35年兼任经济系主任。1938年日寇侵袭开封，河南大学被迫南迁，罗章龙随校至鸡公山。不久辗转至东南大学任教，后又至华西协合大学和湖南大学。直至全国解放。自1934年起，罗章龙先后出任河南大学、东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等的经济学系教授。在1949年后，又先后任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教书。并且，罗章龙先后选为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近十五年的大学教书生活中，他潜心学问，教书育人，先后著有《中国国民经济史》（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大学丛书）、《欧美经济政策研讨》、《经济史学原理》及《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湖南大学出版）总计近百万字。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调往武汉中南财经学院（后改名湖北大学），继续任教。

在民国时期经济史学发展中，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史学理论的传播和影响不容忽视。罗章龙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两部著作《经济史学原论》和《中国国民经济史》是德国历史学派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本土化的重要成果。

罗章龙在《经济史学原论》(经济新潮社，1947年版)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全元历史观，新的历史分期论、分型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创化三因素论”，如潘源来为该书所作序中写道“史期论乃研究经济史纵的连续进程，史型论则理解其横的交互影响，而二者又以全元哲学基础为依归”[35](P2)，开拓了经济史学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

《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1947年再版；下册：经济新潮社，194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作为书名的著作，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大学丛书”，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奖金。罗章龙在书中总结梳理了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特质，将中国国民经济进程从原始经济到明清帝国经济划分为八个阶段，详细阐述了各个阶段民族经济演化的特征与价值。该书以中国国情为出发点，以富国强民为落脚点，结合中国的地理、人口、技艺、政治、民族等特点阐述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在近代经济史学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书季刊》认为《中国国民经济史》是“近年出版中国经济史中之佳构”。顾颉刚、萧一山在《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申请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评奖的推荐书上写道：“本书作者搜集材料历二十年之久，对于汉以前之国民经济状况，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实为极有功力之作。”[3](P38)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审查人罗志如评价该书“对于中国古代经济史之整理，颇有独到之处，不但引用古籍至为精审，且对于各代之经济特征，务能提出显要正确之判断”；赵兰坪认为该书的贡献“在将中国国民经济史简单化、系统化”。秦佩珩认为《中国国民经济史》“这书如其说是一本单纯的中国经济史的论著看，勿宁视作为‘东亚经济与西欧经济所以分歧的重要标志’”，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体系，对中西经济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36]。

罗章龙主张经济史学的民族性和国家性，虽深受德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却并不直接照搬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体现了中国经济学者的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地方的关怀下，罗章龙奉调北京，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他虽已耄耋之年，却勤奋不辍，积极撰写革命历史回忆录，先后著有《椿园载记》  《椿园诗草》等，翻译了《为人类工作》等著作。还先后发表各类文章500多篇。1991年7月，国务院给罗章龙颁发了政府特殊津贴证书，表彰他为发展中国科学研讨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1995年因病去世，享年99岁。

      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和平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旧事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严重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旧事战士，他暮年担任中国政协副委员，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本人的一份心力。罗章龙终身，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实事求是的典范。